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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長嶺墓位于肅南縣馬蹄區習水鄉二家皮村。 出土木棺板畫、金銀器、絲織品等文物143件。 1996年，國家文物局文物鑒定專家組認定其為吐蕃墓葬，但具體證據不明。 一些學者提出異議，認為它屬于突厥墓葬。 本文試圖通過對墓葬形制、喪葬習俗、出土文物特征的分析，結合相關歷史背景，探討該墓的時代、民族淵源和文化內涵。

1、墓葬形制

該墓位于二家皮村北山后大長嶺山坡上。 為洞穴墓，由墓道、甬道、前室、后室組成（圖1）。 墓道在發掘前已被破壞。 它面向東南。 走廊和前門都被石頭堵住了。 封門墻外出土兩塊馬骨。 前室平面近正方形，南北長3.5米，東西寬3.1米。 拱形屋頂中心高2.5米。 墓頂距地面2.1米。 后室平面呈方形，長寬各3.3米，墓頂距地面3.8米。 墓室上部鋪有天花板，用兩根原木作梁，上面放置13根長木條，上面覆蓋著黃色的絲幔。

前室靠近西墻中部的地面上放置著一張帶有銅飾的木床。 它已被損壞，只剩下木制構件。 后室后墻附近的地面上發現了散落的松木板，上面有彩繪門樓和十二生肖圖像，應該是彩繪木棺的殘骸。 墓主人是一位男性，身體筆直站立，頭戴銀色網盔，里面有黃色絲線縫線。 頭上扎著兩條20厘米長的辮子，上面纏著黃絲。 墓主人穿著上身16層、下身14層的衣服，全部由絲綢制成。 牛皮腰帶上掛著金色配飾，高腰牛皮馬靴。 墓主左側發現了八把匕首，右側發現了一把鐵長劍。 后室西墻下的地上有一個破損的箭袋，里面裝著10支鐵箭。

前后雙室墓葬的形制在唐代并不多見。 目前所見到的唐墓多為單室墓。 前后雙室墓葬的形制一般為大型墓葬。 墓葬僅有十余座，集中在西安； 一般有高墳、長坡墓道、天井、通道洞、小龕、壁畫等，多為磚室墓，但也有土洞墓。 雙室墓流行于唐高宗初年至開元年間（公元7世紀中葉至8世紀中葉），墓主一般為高級貴族。 距離大長嶺墓最近的兩室唐墓是酒泉西溝一號唐墓，其形制和年代與西安基本相同，明顯受中原地區影響。 位于西部的兩室唐墓是新疆阿斯塔納50??6號墓。 兩者均為洞穴墓。 其形制與大長嶺墓葬較為相似。 其中506號墓有確切年代，為唐大歷四年（公元769年）。 ）。

大長嶺墓為雙室結構，前室和后室均設有拱形天花板，可能是從唐墓中借用的。 從形態上看，墓主人的社會階層較高。 不過，這座墓與唐墓還是有一定區別的。 地面沒有明顯的封印痕跡，也沒有唐墓常見的長坡墓道和天井。 墓道可能是較短的斜坡墓道，說明它不是簡單仿唐墓。

該墓與青海、西藏吐蕃時期墓葬既有相似之處，又有不同之處。 墓葬的位置與青藏高原上的藏人墓地非常相似。 吐蕃墓地一般位于山麓和河谷一側的山坡上，即所謂的“破雞丘墓”。 通常墓道面向所在山體，視野十分開闊。 即使周圍有平坦寬闊的山谷，埋葬的人也很少，這可能與西藏的傳統信仰有關。 大長嶺墓葬也符合這種情況。 大長嶺是祁連山脈向北延伸的一條平緩的支脈。 墓位于山坡之上，墓道面向后山。 墳墓的一側是狹窄而寬闊的河西走廊山谷。 唐墓和其他民族的墓葬很少采用這種方式選擇墓地。

青海、西藏吐蕃時期墓葬中，尚未發現這種類型的前后雙室土洞墓，也沒有拱形墓頂形狀。 而大長嶺墓葬則采用圓木椽子和方木條在拱頂上搭建天花板，這可能是受到了青海地區吐蕃墓葬的影響。 這些吐蕃墓葬多用橫臥的柏樹封頂墓室。 墓門的封墻是用石頭砌成的，這在吐蕃墓葬中很常見。 因此，從墓地的位置和墓葬的形制來看，大長嶺墓葬具有吐蕃墓葬的一些特征，但也深受唐墓的影響。

2.彩繪木棺

大長嶺墓后室彩繪木棺的造型和裝飾內容與青海都蘭、德令哈等地吐蕃時期的彩繪木棺非常相似。 這是判斷墓葬家族和時代的重要依據。 木棺呈長方形，前后擋板由三塊木板制成。 頂部呈弧形，下部呈方形。 前擋板長70厘米，寬66厘米。 中間山頂建有門樓，上有鳳鳥，下有臺階。 門樓兩側各有一名侍衛，一手叉腰，一手執劍（圖2）。 尾門長42厘米，寬28厘米。 頂部缺失，車門被涂在中央，與前擋泥板相呼應。 側板錯落有致，門內以墨線勾畫十二生肖（圖三；圖四；圖五），或單獨或成對相對，從右至左依次排列。

唐代的彩繪木棺在中原地區已經衰落，大多數木棺都只彩繪。 魏晉十六國時期，彩繪木棺在河西走廊也曾流行，但隋唐時期就消失了。 隋唐時期，此類陪葬工具僅在青海吐蕃時期的墓地中發現。 木棺一般呈梯形，前大后小。 前后擋板均繪有四尊神像。 兩側側板多繪迎賓、宴會、喪葬、狩獵、出行、放牧等生活場景。 里面的很多人物都穿著吐蕃服飾，雜七雜八。 還有其他民族服飾。 木棺的造型、彩繪與吐谷渾所屬鮮卑族常用的木棺極為相似。 這種彩繪木棺在西藏吐蕃墓葬中未見。 從地理分布和文化傳統來看，很可能是吐蕃統治下吐谷渾人特有的喪葬習俗。

兩幅十二生肖木棺板畫原藏于青海都蘭藏族墓葬中，現被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圖6）和私人收藏家收藏。 哈里賽墓地出土的木棺板上畫的串珠圈上有“牛、虎等動物”，明顯是十二生肖動物，且表情一致，反映了這一題材在吐蕃的流傳。 這樣的題材在河西走廊的唐墓中也能看到，但表現形式有所不同。 酒泉西溝發現的三座唐墓中，墓室墻壁上鑲嵌著全套十二生肖印磚。 青海吐蕃墓葬中的生肖題材應該是受到了該地區的影響。 這一主題可以進一步追溯到中原漢代。 將十二生肖與喪葬器具相結合的傳統始于南北朝。 隋至唐初僅見于兩湖、四川等南方地區。 唐代時流行于中原地區。 可以推斷，河西、青海地區此類題材的出現，并不早于盛唐時期。 據文獻資料記載，吐蕃年表中十二生肖的采用應是在公元八世紀左右。 美國大都會博物館和私人收藏的兩塊彩繪棺材板具有公元 8 世紀至 9 世紀的碳 14 測年數據。 這一題材在青藏高原的流行，是吐蕃文化與當時中原地區歷法交流的結果。

大長嶺墓葬中所繪的十二生肖圖像與青海省都蘭地區的十二生肖圖像具有相似的特征。 例如，主要內容放置在大門內，并裝飾有云紋，這是都蘭流行的。 這一點在水墓地出土的木板畫（圖7）中也有所體現，它們代表了相似的藝術風格和時代特征。

大長嶺墓的彩繪木棺另一個值得注意的重要細節是前擋泥板上畫的門樓兩側的守衛武士。 門樓、門侍是中原常見的題材，但這里并非全部照搬。 仔細觀察發現，兩名武士的腰部都裹著虎皮戰裙，肩膀、小臂和膝蓋的裙子上也飾有虎皮圖案。 據文獻記載，藏族武士有佩戴虎皮的傳統，后來演變為武士的象征，并形成了獎勵戰功的“大蟲皮制度”。 《舊唐書·吐蕃傳》記載：“惟侯前軍已過，見五方旗，虎豹衣，乃其軍。” 立下戰功的吐蕃貴族死后，會在墓旁的房屋上畫白虎，“生則磨皮，死則勇”。 《宋史·吐蕃傳》記載了河北（即黃、山、闊）吐蕃的風俗，其中“以名貴虎豹皮，飾衣毛，有鑲邊”。 《續志通鑒長編》卷五十六記載：景德元年（1004年），“賜西涼州藏族首領巖藏虎皮佩，藏族習俗受贈者”將受到他們部落成員的尊重。” 藏族文獻中也有相關記載。 《白史》記載，西藏有“右翼軍武士數百人，身穿虎衣”，“將領多身著虎皮”。 《圣人喜宴》詳細記載了吐蕃軍隊中用虎皮、豹皮獎勵軍功的制度。 藏族武士根據戰功，被獎勵六種不同種類的虎皮、豹皮飾物，稱為“六勇飾”。 “勇者的標志是虎皮袍，智者的標志是身軀。所謂六賞罰，就是勇者披草豹虎（皮），懦夫披草豹皮。”貶戴狐帽；……所謂六勇，就是虎皮襖、虎皮裙、緞褲馬鐙、圍巾、虎皮袍六種。” 可見，軍功等級最低的是虎皮大衣，其次是虎（或豹）皮裙，最高等級的是頸巾和虎皮袍。 大長嶺墓葬棺板上描繪的藏族武士身穿虎皮裙、虎皮襖、頸巾。 帽子已破損，無法辨認是否有虎頭裝飾，但這清楚地表明他們有杰出的軍事功績和不尋常的地位。 在敦煌莫高窟第231窟吐蕃贊普游歷圖中，贊普身后的侍從身穿虎皮袍，頭戴虎頭冠。 前面兩名侍衛的藏裝上還飾有虎皮項圈。 在第237窟吐蕃贊普身后的侍衛身上也可以看到類似的虎皮領藏裝，由此可見，虎皮衣是藏族高級侍衛的典型服裝。 根據木棺板上的內容來看，這兩個披甲武士可視為墓主生前住所侍衛的寫照，因此墓主的地位較高。 根據墓中出土的豐富精美的金銀器物推測，墓主人可能是一位吐蕃軍隊的高級將領。

3、服飾和喪葬習俗

墓主人的服飾特征是判斷其民族血統的關鍵。 大長嶺墓后室墓主骨架保存完好，有兩條20厘米長的辮子，上面纏著黃絲。 這應該是藏族典型的發型。 西藏歷史記載，在藏族贊普赤祖德贊（即熱巴頭巾）之前，贊普人都是披散著頭發的。 不喜歡把頭發披散并編成辮子，所以他被稱為Reba 。 （意思是“辮子贊普”），它的造型是將頭發分成兩部分，在頂部用絲綢扎起來，垂在肩上。 敦煌莫高窟的壁畫、帛畫以及青海地區出土的吐蕃時期棺材畫中，保存了大量唐代吐蕃人的形象。 男子的頭發大多梳成發圈盤在腦后，或者編成雙辮子垂在肩上。 戒指和辮子上都系著絲帶，有的還飾有藍色的珠子。 另一方面，女性則將頭發披散。 墓主人身著多層絲衣，系牛皮腰帶，手持匕首短劍，腳踩高筒靴。 它是典型的游牧民族服飾，與藏族服飾非常一致，雖然具體的翻領結構和帽子裝飾尚不清楚。 。

大長嶺墓室墓道內埋藏著兩匹完整的馬匹，這也是鑒定該墓文化屬性的重要線索。 青海、西藏吐蕃時期墓葬中祭祀活動極為盛行，這可能與當時苯教的盛行有關。 祭祀中，以馬最為重要，大型墓地中埋有一定數量的馬，這證實了漢文獻中關于藏族人死后殺牛馬祭祀的記載。 熱水都蘭雪尾一號墓祭祀的馬匹多達87匹，成為墓主身份的重要標志。 哈里西墓地的一座墓葬中，有兩匹完整的馬被埋在一個長方形的斜坡形墓穴中。 位置、數量與大長嶺墓相同。 吐蕃墓葬中祭祀了大量的動物，敦煌佛經洞中也發現了吐蕃苯教喪葬禮儀的記載。

吐蕃時期，墓葬遭到嚴重破壞或有二次埋葬，墓葬樣式難以完整保存。 在西藏，只有昂仁布瑪村一號墓和山南地區的山陵園[41]等少數墓葬具有較為完整的墓葬樣式。 他們都是側身埋葬，四肢彎曲。 這可能是藏族固有的喪葬方式。 如果追溯到更早的時期，拉薩的新石器時代曲貢墓地都是側彎肢葬或二次葬； 青藏高原西部的吐蕃時期以前的墓葬至今仍保持原狀，如甲木墓地、曲塔墓地、皮陽東嘎墓地等。 、日圖阿隆溝石丘墓、尼泊爾薩木宗墓地等也流行側身、彎肢葬和二次葬。 據文獻記載，西藏西部地區（象雄）是吐蕃喪葬制度的主要發源地。 因此，有理由相信，側葬和二次葬是吐蕃流行的喪葬方式。 大長嶺墓葬為軀體直立、四肢挺直的葬法唐代中原地區墓葬，與吐蕃常見的葬式不同。

土印是吐蕃墓葬中身份地位的重要象征。 平面多為正方形、梯形或圓形。 一般來說，墓主的等級越高，封土堆就越高。 土印的出現和流行可能與中原唐文化的影響密不可分。 但大長嶺這座高級藏墓并沒有高大的土堆。 青海地區已發現一些唐初以前的墓葬，集中在德令哈地區，如瑙哈圖、巴格西熱圖、水泥廠北、布布圖阿門等墓地。 這些墳墓沒有用土封住，或者只是用簡單的石堆作為墳墓的標記。 根據出土文物和樹木年輪斷代，其年代均在公元七世紀以前，應屬于吐蕃征服前的吐谷渾文物。 吐谷渾人很可能繼承了他們的祖先鮮卑人的喪葬習俗。 《宋書·索魯傳》記載，拓跋鮮卑的喪葬習俗說“死者埋于隱處，無墳墓”。 吐谷渾統治青海300多年，但迄今為止只發現了寥寥幾座墓葬，可能是因為地表沒有土封。 青海已發現大量吐蕃時期墓葬，主要分布在都蘭、德令哈地區。 但由于盜掘嚴重，都蘭哈里賽墓地僅有兩處保留了完整的墓葬樣式，而且都是尸體朝上、正位埋葬。 墓地里沒有任何形式的圍墻。 發掘者將這些特征歸因于吐谷渾的喪葬習俗，有一定道理，但沒有充分的依據來推斷該墓葬是吐蕃征服之前的。 從祭祀動物和出土木棺板的內容來看，這些墓葬的年代可能晚于吐蕃統治時期。 公元7世紀至9世紀，吐蕃在新征服的青海、河西走廊地區大力推行一系列吐蕃化政策。 通過軍政管理、政治聯盟、移民、通婚、混居等手段，包括吐谷渾在內的西北各民族改善了服飾、語言、文字、文字。 宗教信仰等方面的融合和同化，使這一時期的遺存深深烙上了吐蕃文化的印記。 但吐蕃統治下的各民族仍保留著一些自己的文化習俗。 正是基于這樣的歷史背景，青海吐蕃時期的墓葬不僅表現出統一的吐蕃文化，而且保留了一些地方特色，顯得復雜多樣。 大長嶺墓和割禮齋墓采用直葬式、墓面不封土的習俗就是這種復雜性的體現。 可以說是吐蕃地方墓葬類型。

4. 出土文物

大長嶺墓葬出土各類文物143件，有金銀器、鎏金青銅器、鐵器、錫器、木器、絲綢等。器形有單耳金壺、鑲珠蓋、銅鎏金六龍杯、鎏金菱形高足三折銅盤、鎏金銅燈座、銀碗、如意金飾、鎏金銅龍頭形裝飾品。 以及洗盤、刀、劍、馬鞍、鎧甲、馬具、玉帶裝飾品等。這些隨葬品做工精細，材質名貴，造型獨特，彰顯了墓主人的崇高社會地位，反映了河西吐蕃統治時期與周邊民族和地區的物質文化交流。

墓主人的個人陪葬品是典型的游牧民族的隨葬品。 腰系牛皮腰帶，腳穿牛皮馬靴。 腰部左側放著8把匕首，右側放著一把鐵劍，身后還放著一桶鐵箭。 還發現了一匹鞍馬。 腰帶飾金帶，馬靴、馬鞍包飾金帶袢，長城貼金鑲綠松石。 這種服裝和裝飾是歐亞草原游牧民族的常見配置。 墓中還發現了四件鐵甲，由鐵絲制成，環環相扣，連成一體。 他們應該就是文獻中記載的吐蕃鏈甲。 《通典·吐蕃傳》云：“人馬皆披鎖子甲，制作極為精良，遍及全身，唯兩眼睜開，強弓利刃所傷不得。” 《舊唐書·郭志運傳》記載，開元六年（公元718年），唐將郭志運在九曲（今青海共和縣南）攻打吐蕃，“得鎖子甲”。 鏈甲是藏軍的常見裝備。 應該是源自西方的金屬鎧甲，經中亞傳入西藏。 西藏對中亞的占領和文化交流是這些外部因素傳入青藏高原的動因。

墓中出土的金壺，頸長，腹鼓，足高，平底。 圓頂形蓋子，中央有蓮花圖案的杯形按鈕，并鑲嵌綠松石。 肩部有凸弦紋，肩部鉚有單耳。 耳頂有一塊菱形指板，中央鑲嵌一顆圓形綠松石（圖8）。 與之相配的還有一件形制相同、折肩缺耳的鎏金銅罐（圖9）。 這種形狀的金銀器在北部草原也有發現。 阿爾泰地區圖亞赫塔3號墓、庫萊4號遺址1號墓、圖瓦共和國蒙甘泰吉突厥墓也出土了類似的文物。 銀罐，其中兩個底部有突厥銘文。 蒙古后杭愛省維嘎汗墓中也出土了一件。 這四個銀壺都是素色的，單環手柄，沒有加墊指板。 米努辛斯克盆地西部、葉尼塞河上游，哈卡斯共和國2號墓出土了兩件鑿花折肩金罐（圖10；圖11）。 花瓣形指板的整體造型與大長嶺墓中發現的金壺極為相似。 人們曾看到突厥石人雕像雙手拿著類似形狀的物體。 孫吉推測，這種金銀壺“應該是突厥特有的造型，具有獨特的民族色彩”，年代大多為8世紀中葉。 內蒙古也曾發現此類文物，如敖漢旗李家營子一號墓、哲里木盟乃林高木營子二號墓等。 公元9世紀的契丹墓葬，甚至公元10世紀的遼墓葬中仍有此類器物出土，應該繼承了突厥器物的傳統。

小比內二號墓還出土了一件素金壺，肩部無凸弦紋，無柄。 口部邊緣有一個放蓋子的地方，兩側還有小扣子可以固定蓋子。 形制與大長嶺出土基本相同。 可見，此類器物整體造型相似，但具體細節略有不同。 古比內二號墓出土的四個金罐并排放置在鎏金銀盤上。 銀盤的外部輪廓呈六瓣菱形，與唐代菱鏡的輪廓相似。 板底原本有三足，但已破損，只在背面留下一些焊接痕跡。 完整器形應與大長嶺三折足鎏金銀盤相同（圖一、圖二）。 類似的器型在粟特銀器和唐代金銀器中都有發現。 他們的風格相互交織、相互影響，其年代集中在公元8世紀中后期。 由此看來，科比內二號墓與大長嶺墓出土的金銀器在造型和組合上都比較一致，可能是同一突厥金屬作坊的產品唐代中原地區墓葬，代表了突厥人的工藝水平和審美情趣。人們。

大長嶺墓葬出土的金或鎏金銅帶裝飾品有牌匾62件、帶扣12個、帶箍13個、腰帶7條（圖13；圖14；圖15），用于裝飾馬具皮帶、馬鞍、皮靴等。墓主所佩戴的腰帶。 楣板上的裝飾主要是用樹枝包裹的，有些獎章上還有地上的獨角獸圖像。 造型和裝飾特征與北方草原同類器物極為相似。 尤其是葫蘆形掛件，其上纏繞著樹枝（圖16）。 此類器物起源于突厥地區，在古萊四號遺址突厥一號墓中發現。 后來的契丹、遼墓葬中也有更多類似的器物。 乃陵高莫英子二號墓和遼陳公主墓出土的掛件均飾有纏枝。 據推測，吐蕃貴族使用的金銀器有很大一部分可能來自突厥地區，或者直接受到突厥文物的影響。 這與公元8世紀時吐蕃經營青海、河西走廊地區，與突厥保持著頻繁的接觸密切相關。 據文獻記載，九始年間（公元700-701年），“突厥、吐蕃聯軍入侵涼州”。 公元727年，吐蕃使者遣簡島出使突厥，“君和率精騎至蘇州掩護”。 公元8世紀末，西突厥長城也遷至吐蕃甘州。 The , , and and the two are to the of a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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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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